作为南横街抗疫小组成员,与朱新祥共同工作已经几个月了,但还没有见过他真正的相貌。我大老远就能和他打招呼,靠的是那一身蓝色工作服,上面都是被消毒液腐蚀过后的点子和痕迹,背后印着房地天岳恒几个大字,离远了也很醒目。

    值勤站岗算一算,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了,从没见他把这身衣服脱下来过。无论早上还是晚上见到他,穿的都是这套衣服,这件工作服在我眼里已经成了他的标签。

    站岗的人都知道,每天就是测温和登记,一天四五个小时重复着同样的事。朱师傅爱聊天,有时候吃饭干活儿路过值班亭子,有话没话都能聊上几句,听他讲原来西直门改造以前的高粱桥和大菜市场,没想到朱师傅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长。这些闲聊让我回忆起这座城市的瞬息万变、源远流长、人气与热闹,成了我乏味时光里的精神力量。

    朱师傅除了爱聊天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耳朵特别灵,通过脚步声,就能准确分辨出附近派出所民警谁来了。民警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配合,三天两头来检查,看看这、看看那。很多值勤点都会遇到收取快递的问题,小区不让进,居民又不能时常在家,自然而然,值班岗亭就成了快递寄存点。那天,民警又过来例行检查,问:“最近老有报案丢快递的,你们这里这么多,怎么处理啊?”

    当时我脚边儿的快递箱子都堆成山了,谁偷偷顺走一个,根本发现不了。正不知怎么回答,朱师傅及时出现,说:“这都是那些送快递的送不出去扔这儿的,我们想着都是附近居民的快递,也没地方放,代收一下也是顺带手的事,但可没说管看着啊!”

    确实,一边测温一边发快递也不现实,所以对待快递只能凭良心。警察一听,便要求不许继续存放快递,万一遇到问题说不清。这样一来,到省了我们的事。总之,自打快递事件后,朱师傅耳朵就变得特别灵,他把项目部大事小情都当成自己分内的事。就连放在桌上的充电宝他怕丢,也要拿回去替我收着。

    朱师傅活得简单,不讲吃不讲穿,要说粗糙也粗糙,但要说细致也细致,淳朴、简单、可爱。疫情期间虽然人和人之间多了隔离这道隔阂,但我们同事之间的关心、爱护、帮助,没有因为隔离变得冷淡和疏远,相反变得更近了。